结果在实践中，发回重审经常成为二审法院推卸责任、转嫁矛盾的工具，而且往往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回重审，致使部分案件久拖不决，被告人被严重超期羁押。

前四项属于缺乏性需求，个人只有在获得满足之后才能感到舒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案件已经特殊到无须论证的地步，比如法院院长即是被害人，有关法院却依然拒绝指定他院管辖。

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如果合议庭由庭长担任审判长，或者审委会讨论时有院长出席，其他法官一般都会主动修正不同意见，从而按照一把手的意见进行最终判决。首先是诉讼中的实体利益，这天然应由当事人独享，作为法官的底线就是不能直接针对诉讼标的物提出利益主张，否则无异于担任自己的法官。反之，如果一开始就以人性本善为基础来制定法律，那么一旦遇到道德败坏者，法律规范就可能被轻易扭曲、架空或者规避，而且还一时找不到补救方法，因为立法者根本没有作此准备。制度不仅没能引导有着人性缺陷的法官尽力向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协助法官放大其人性缺陷，通过广泛地规避、架空和扭曲法定的诉讼程序来争取或正当或非法的个人利益。比较而言，在一些严格实行法官个体独立的西方国家，法院可能并不符合官僚组织的等级制标准;但在司法组织高度行政化的中国，这几个条件显然都能满足。

这种上松下紧的制度设计，导致实践中的诉讼立法和司法管理往往南辕北辙，诸多规则从一开始就注定不能落到实处。）以制约与配合、尊重与庇护等关系为纽带。在西方国家司法改革的进程之中应运而生的诸多制度均是如此，比如修复性司法制度、行刑社会化制度比如社区矫正制度就是重视司法效果的社会承受度和社会认可度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主要体现。

在这篇文章中得到集中的体现和反映。可以说这种认识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值得高度重视和严肃对待的一种议论。在制度和途径上，回复性司法力图通过在报应刑上的降低，以及在补救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的补偿性的刑罚措施上的创造性的应用，促进犯罪行为在社会关系上的冲击得到缓解和消解。[11]周理松：《法国、德国检察制度的主要特点及其借鉴》，载《人民检察》2003年第4期，第57页。

[3]沃伦法院时期的自由主义的司法理念还认为，不应当单纯的强调对于财产权利和契约自由的尊重和维护，以公民享有公正的宪法权利为根本出发点，必须更加重视公民的实质的公正和平等的权利的维护和保障，因此，法院就是当今社会中的衡平法院，是正义之源，最高法院大法官便是现代的衡平法官，肩负着维护社会公正的神圣职责。[6]参见吴杰：《辩论主义与协同主义的思辩——以德、日民事诉讼为中心》，法学时评网。

[9]参见韩红兴：《世界检察制度产生和发展的理论评析》，载《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1期，第128页。[11]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发展了起诉便宜原则，一改检察官在法定原则下的传统作法，赋予检察官更大的权力，可以决定在一定条件下自行决定起诉还是不起诉。特别是在总体的司法水准和司法素质尚有待长足提高的社会历史阶段，司法自律相对弱化的情形下，监督司法尤其具有着政治的合法性、宪政的合宪性以及强烈的现实性。程序简化，例如，简化诉答程序，禁止反诉，禁止上诉等。

依据1987年《严重欺诈局法》，英国建立了总检察长领导的严重欺诈局，直接立案侦查起诉500万英镑以上的重大复杂的案件。20世纪中期沃伦法院的上述司法实践，尽管面临和克服了巨大的阻力和障碍，但却使联邦最高法院挣脱了保守主义司法理念的陈旧束缚，重新获得了作为社会公正最高维护者的巨大威望，最高法院在美国宪政体制中的地位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在阅读和体会之间或许意外地生成和生发出了一个特别对于理解和实施人民法院三五改革纲要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现实作用。司法效果的优化和司法制度的发展呈现出良性互动的态势。

在中世纪的封建教会审判和领主审判制度中，司法活动尤其是刑事司法活动多处于秘密状态，司法过程既不为公众所知、司法裁判也不负有说明理由的职责和义务。第四，司法应当与立法机关的成文立法同样发挥引到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重视目的解释胜于语义解释，在判例法的更新和发展上应当与时俱进。

最后，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司法的权威度是与司法对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特别是在根本上对于司法需求的回应度相一致的，什么时候积极适应和有效满足回应社会生活中的民众的司法需求，并因此勇于改革自身和创新机制，什么时候就能够获得社会和民众的肯定评价，什么时候就能够赢得和树立真正意义的司法权威。对此，我们反观西方国家司法制度的发展历史，却表明，在所谓司法精英化的国度，司法民主同样得到广泛和深刻的发展和运用，并成为司法权威的主要基础，成为司法获得合法性和正当性，并成为对抗对于司法神秘、司法专横和司法封闭的重要武器，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司法获取民众信任和社会支持的重要因素之一。

特别是对于理解和实施人民法院三五改革纲要具有积极意义和现实作用。但是在民意影响的存在事实上，是有共性的。因此，从佘祥林案件等一系列冤案的发生，所应该反思的至少不应该是在客观上存在的并应当给予应有规范和合理引导的司法裁量。裁判书的内容可以适当省略。必须重视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科学和正确的司法理念的自觉树立和不断强化，这是全面提升司法质量和效果的重要途径。在恢复性司法制度的实行上，司法机构的职责权限及其工作关系得以变化发展的同时，也设立了对大量犯罪的非刑罚化和替代刑事司法的社会机构。

议会批评法官的形式有以下几种：一是就某一具体事项提出动议，要求批评某个法官或司法判决。20世纪70年代，西方民众要求追究国家官员责任的呼声高涨，其中包括呼吁对法官的行为进行公开审查，对违反行为标准的法官进行惩戒。

参见贺卫方：《许霆案：法官何以说理？》，载《南方周末》2008年1月24日，法治版。在具有经验主义色彩的、继承英国判例法系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的的美国，长期以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司法理念，或者说对对待和看待司法实践的两种司法倾向。

美国的小额诉讼制度及其实践中，与普通审判程序的法官职业化及合议制、陪审制相比，负责小额审判的法官有的是治安法官，有的是从律师中选出的临时法官。实践中，尽管存在着陪审团的规模、陪审团和法官之间的博弈关系、法官对于陪审团否弃权的隐瞒、陪审团的法律理解的专业化水准、对于陪审团的控制等问题，但并不是朝着否定和抛弃陪审团制度的方向发展的。

再次，尽管在沃伦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关于司法职权及其能动性的认识可能是我们所保留意见的，但是纵观不论是此前霍姆斯的司法消极或者说司法克制，还是沃伦的司法积极或者说司法介入，却是在不同的社会情势之下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其中的共性在于这种关于司法实践必须适应和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需要，不能孤立和单纯的看待司法审判活动的裁判结果或司法效果的立场和态度。不仅在将议会主权作为宪法原则的英国是这样。肖建国：《现代型民事诉讼的结构和功能》，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1期。奚玮：《协同主义民事诉讼模式的建立与和谐司法的实现——以证据收集为中心》，载《河北法学》2008年第3期。

协同主义的诉讼构造更进一步彰显了在实际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和参与的同时，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交涉和沟通的作用，不仅突出了法官和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矫正和改变法官高高在上、相对冷漠的情形，促进法官向当事人的更加均衡的服务。在日本，按照日本《刑事诉讼法》和《检察厅法》，检察官在侦查、提起公诉、公审程序以及刑罚的执行方面都具有重要的职责，因而可以说检察官参与了刑事司法的全过程。

[7]这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霍姆斯的著名命题：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14]在作出之后就对于经验的复杂构成和实质渊源进行了率直和丰富的阐释，其中直言法官要体察和顺应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社会整体道德情感以及公共政策等方面的社会重大需求。

新近有知名学者指涉司法民主化或司法民主，指出应当给予界定，但是接下来却没有给出任何界定。第四，增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自觉性和创造性。

所以，从对于法官党派立场的慎重选择（甚至有时候要超党派的选择和自身具有相同政见的人来提名其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法官）[17]，到努力实现对于可能影响案件合法裁断的种族因素等的煞有介事的屏蔽（比如在辛普森案件中的陪审团成员的选定或排除），都是在预知和承认有关案件的诸多具有法律意义的实际社会影响因素的之下的行动乃至制度上的反映。其中因为诉讼程序不同而最后进入开庭审理和判决（包括陪审案件）的案件可能达到5%~10%(50件~100件)，而其他案件则以和解、调解、仲裁、有罪承认等方式结案。[18]资料来自刘楠：《中美法院司法效率简析》，载《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2期。在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际，这种神秘进而是专断专权的封建性质的司法制度受到革命者和思想家们的激烈抨击和坚决反对，并进而得以革除。

[7]American Bar Association，Preemptions of the U.S. Justice System，M/A/R/C Research，1999，P.3.转引自程翔：《美国陪审团制度的晚近发展》，载万鄂湘主编：《司法改革评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侯健：《传媒与司法的冲突及其调整——美国有关法律实践的述评》，载《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1期。

反观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进程中的某些做法和尝试，特别是兼顾到统属于整个司法体制改革的范畴的检察改革和审判改革来看，似乎有些是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斟酌的。董茂云等：《宪政视野下的司法公正》，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特别是在美国，将获得陪审团审理作为公民的诉讼权利、将参加陪审团作为公民的政治权利、将尊重陪审团审判并运用陪审团审判程序制度作为审判机关的义务和职责，得到了比较全面的确认和保障，之所以如此，是在坚持司法独立的取向之中，必须将司法审判作为实现人民主权的不可游离之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通过陪审制度实现在定罪和裁断上的一种代表社会公众的民主参与和基于法律规定的规则适用的有机结合，增强司法审判的可信度和公正性，增强刑事裁判特别是有罪判决的说服效力和确定效力。沃伦法院时期，司法权限在司法自由主义、司法能动主义之下得到了空前的扩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司法系统内部的联邦最高法院和州法院、司法权力和立法执法权力之间的关系与结构，促使司法管辖权和司法审查权得到充分的充实，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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